中国核潜艇往事：西南深山中的“彭拍板”

【编者按】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彭士禄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到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和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因病逝世，享年96岁。他生前常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他一生淡泊名利，在巨大的贡献面前，始终低调谦逊地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深海，游弋着中国核潜艇，也深藏着彭士禄的功与名。
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第一个核潜艇工程重启。在四川青衣江畔的深山里，八千军民攻关会战，从零开始建设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绝密的九〇九基地就此形成。短短五年，在彭士禄的带领下，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

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厂址，本文图片均由中核集团提供

山谷间传出欢呼声
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在四川大山深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这一时刻，永载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史册。彭士禄第一时间拨通直达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消息。消息传出后，山谷里一阵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有人高兴地跳起来，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彭老总打完电话走出房间，在走廊上连续抽了几根香烟提神。为了满功率试验，他当时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休息。”现已81岁高龄的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批操作员高星斗对此仍历历在目，他站在欢呼的人群中，难掩激动。
陆上模式堆能否达到满功率运行，是核潜艇能否按时下水的关键所在。不到4个月后，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1300多种材料，没有用国外一颗螺丝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主研制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中国潜艇核动力研制的超常规速度，是在极端条件下被“逼”出来的。1955年，美国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服役，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的出现，把一个国家的战略防御推向远海。核潜艇具有强大的机动性、续航性和隐蔽性，可以先敌发现，发起核打击，同时具备毁灭性的攻击能力和强大的威慑力量，是一个国家最为倚重的战略力量之一。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后被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这项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当时，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遭到断然拒绝。赫鲁晓夫曾傲慢地说：“核潜艇的技术太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也太多，你们不要搞。”他提出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甚至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发出的这句号召，既是誓言，也是中国科研人员攻克核潜艇难关的最大动力来源。
为摸清我国工业基础、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确定潜艇核动力装置主方案和主参数，1961年3月组成调查小组进行工业大调查，根据国情调整设计方案。此时，国家出现暂时经济困难，国防尖端工程缩短战线，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但核动力研制工作没有停滞，仍在继续进行理论攻关和科学试验。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这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
建核潜艇，是彭士禄的一次“转行”。上世纪五十年代赴苏联留学期间，他原本学习的是化工机械专业，1956年5月的一天，彭士禄正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和回国事宜。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副部长陈赓将他召到大使馆，告知中央决定选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并问他：“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坚定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留学前苏联

然而，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以及上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中国外交官为自家孩子从美国商店购回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
不在成都的“成都291信箱”
研制之初，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不够，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摆在他面前的是：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人；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针对反应堆研究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彭士禄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同时，彭士禄在研究室内开始系统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通过边学边干，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曾回忆道。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便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中央决定选择四川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从全国调集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当地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代号九〇九。
那里，四面环山，林木密集，地势隐蔽，青衣江带来源源不断的冷却水。彭士禄告别妻儿，带领北京的一支队伍前往“三线”，走进深山。

陆上模式堆早期实验室

我国决定研制核潜艇之后，是否要建陆上模式堆曾引发尖锐的争论。反对者认为，搞陆上模式堆不仅推高了试制成本，而且会推迟核潜艇下水的速度。不如直接将反应堆装艇试验，试验成功后就可以作战斗艇使用。若不完全成功，经过修改后交部队作训练艇，又经过修改后再生产战斗艇。
彭士禄等支持建陆上模式堆的人则认为：艇上核动力装置我们没搞过，技术上百分百成功没有把握，不经过模式堆进行模拟实验就直接装艇危险性太大；即使基本成功不出大问题，在艇上修修改改，换装设备也很不方便；模式堆并不是试验完就报废了，花这个钱有长远意义。
“老彭坚持建陆上堆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搞过核潜艇，既无资料，也没经验。陆上堆出了问题容易解决，这是其一。除此之外，建陆上堆可以培养艇员。培养人员、把问题解决在陆上，这不是多花钱，而是省钱。建陆上堆的同时建艇，节约时间。实践证明，老彭是对的。”彭士禄的老同事、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杨朝勇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
后经反复研究分析，意见逐渐统一。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被采纳。1965年8月，中央决定，将建成陆上模式堆的时间定在1970年。
关于陆上堆究竟建在哪，也是几经周折。最早曾选址东北白城子，也曾踏勘汉中、贵州六盘水、云南思茅地区，后才转向峨眉山麓。曾参与中国核潜艇动力装置早期方案设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回忆称，峨眉山下非常潮湿，几乎每天下雨，云雾弥漫。当时对于在该地区气体能否通过大气扩散曾存有疑虑。于是，彭士禄带领大家在工地上临时建了一个工棚，每当典型气象条件出现的时候，他推着自行车、披着塑胶雨衣，在解放军挎包中装上一天的干粮，在自行车上驮着测量仪器，日复一日，把刮风、下雨、下雪、气雾等所有典型气象条件的数据基本收集齐全。测量结果显示，在该地区建造核反应堆条件完全允许。
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刚来基地的人住老乡家，喝的是稻田和池塘水；之后自己盖草棚和干打垒房子。
“先生产、再生活”，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砖头全都投向了反应堆主厂房和实验室建设，在生活区，则是成片的、没有任何结构性支撑的干打垒建筑。
据统计，全国26个省级行政机构，1200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共计8000多人参加了九〇九基地攻关会战。他们隐居深山，五大战役立体交叉作业，八千军民昼夜奋战工地。

安装调试人员空隙时间在基地留影纪念

作为掩护，他们的对外名称是“西南水电研究所”，唯一的通信地址是成都291信箱。这导致当时刚分配到基地的一些大学生也存有误解，以为自己身在成都。殊不知，距离成都近130公里远。
在四川大山中奋战的日子，是彭士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就都吃住在工地上，180天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他们依然干劲十足。
在当时的条件下，设备安装十分困难，没有大型的装卸设备，指挥部只能以发动群众方式，采用推拉顶吊等方式将其慢慢盘进厂房，最关键的设备如履薄冰地翻越了十几公里山路后才运抵现场。

搬运控制棒

“为了保密安全，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区离工作区有几十里路，交通不便，彭士禄和大家吃住都在工地上，困了就把工作服裹着躺在板凳上打个盹。夏季常常毒蛇蚊虫肆虐，冬天阴暗潮湿，生活非常艰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科技处处长孙荣绵回忆道，当时基地物资奇缺，同志们吃着窝窝头搞科研，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那时经常看到彭士禄穿着满是油污、泥渍的工作服，拿着一个掉了瓷的大瓷碗排队买饭。“不过生活的种种不便难不倒我们，大家都埋头扑在科研里，一心只想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
“扯皮和推诿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的。干活真是玩命，当时的口号就叫‘革命加拼命’。”参与我国第一代潜艇核动力从设计到运行全过程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曾回忆称。杨朝勇也说，“团结得很，只要为了工程，不睡觉，不吃饭，有的同志累到走路都打瞌睡。”
“彭拍板”：不怕拍错板，最怕不拍板
1967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人送雅号——“彭拍板”。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便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彭士禄在九〇九基地工作照

1969年10月，陆上模式堆进入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各种设备数万台套，是各个系统各种设备集中暴露问题的时期。
比如，在堆外试装核燃料组件时，有少数元件不能插入吊篮的栅格孔内，有人提出退货，议论纷纷，气氛非常紧张。彭士禄提出：“燃料元件和吊篮是不同厂家生产的，有点误差难免，退货已来不及，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于是决定由12名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组成抢修队，用“研磨棒”磨去栅格孔内的超差部分，12人轮番上阵，他们的手上打满血泡，双眼熬得通红，经过七天七夜奋战，使全部燃料组件顺利地插入栅格孔内，达到了设计要求。
为了安全，有人给蒸汽发生器加了个“安全阀”，就像高压锅上应当有个排气阀一样。不料在反应堆及一、二回路热试车时，怎么调试都解决不了“安全阀”漏气问题。彭士禄当场拍板把这个“安全阀”拔掉，漏气问题立即解决。他根据热工计算原理，认为蒸汽发生器的最高压力是恒定的，不可能超压，最高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此“安全阀”实属多余，故可去掉。
反应堆控制棒系统原先安装有9个自动停堆信号装置，在提升功率试验中，常发出错误的停堆信号引起误停堆。彭士禄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又断然拍板去掉几个信号装置，很快就解决了误停堆问题。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确定。
高星斗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当时，在反应堆运行过程中，彭士禄常常坐在主控室后方的座椅上。“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除非有指示。他就盯着仪表看，有什么问题，过后再专门开会讨论。只要他坐在那里，我们就很踏实。”

燃料元件投料成功

彭士禄的“大胆”和“拍板”，绝非有勇无谋。
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总是哈哈大笑：“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对于核动力装置的主参数和试验数据，彭士禄都要亲自计算和校核。
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当时曾有人善意提醒他拍板太多，当心拍错。彭士禄说：“关键时候不拍板怎么行，拍错了我负责，要砍头砍我的，要坐牢我去坐，陆上模式堆搞出来后，可以给我提一万条意见……”陆上模式堆工程和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中遇到了的重大技术难题，都是在彭士禄的带领下解决的。
他经常对大家说：“干对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我负责。但你们要拿数据说话。”他提倡技术上讨论甚至争议，这样可以发现问题，减少失误。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提升功率试验期间，彭士禄把被子搬进厂房，24小时连轴转，以便随时发现、分析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当场解决问题。
在自传中，彭士禄解释道，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关于明白与糊涂，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用数据说话，是彭士禄一以贯之的工作习惯。在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的期间，他依据大量的技术计算和经济计算为核电站的投资、进度、技术主参数、电价等提供依据，进而开展管理和决策。
首制核潜艇动力装置与陆上模式堆的性能参数完全一样。陆上模式堆的一次试验成功，为第一艘核潜艇的按时下水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满功率试验后，彭士禄又带领一批技术骨干马不停蹄地赶往造船厂，开始了第一艘核潜艇的调试工作。
由于当时就订购了两套核动力设备，交货时间相差一年，风险非常大，假如陆上堆试验失败了，那两套设备就会报废。有人问彭士禄：“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彭士禄回答说：“没问题，一套试验完了，第二套小修小改就可以装艇了，若等陆上堆试验完再订货，那么设备研制就需要三年，会浪费很多时间。”实际上，通过三年的试验和试航，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攻击型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1970年7月至1979年12月的九年运行期间，陆上模式堆进行了530项（次）试验，取得了堆芯全寿命期运行的完整数据。

中国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设计师：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左二），副总设计师赵仁恺（左一）、黄纬禄（右二）、黄旭华（右一）

09精神
四川基地孤独寒冷，却被彭士禄称为“四川老家”。原先身体好的时候，每见到四川老家来人，他都喜欢拉到家里喝上一杯小酒。他想念着四川老家的奋斗岁月。
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对于“核潜艇之父”的说法，他坚决反对。

彭士禄工作照

彭士禄在1997年发表在《现代舰船》的文章《中国“巨鲸”——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写道：“参加研制核潜艇工程的每一个人，所做的每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一丝不苟地去努力奋斗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深感核潜艇这样巨大复杂的工程，只有领导决策正确，大力支持，群众积极奋斗，大力协同，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回过头看，已经91岁的杨朝勇将第一代核动力人用短短五年时间建成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历程归结为“人定胜天”。“当时大家都一心为国，没有什么私心。向着同一个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计报酬，没有加班费，只想着尽快把核潜艇搞出来，为国争光。”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以彭士禄为首，基地全员都在日以继夜地钻研。即便在外部条件最艰难的时候，彭士禄也从未动摇过，促成材料和设备研制不断突破，推动了1965年“09工程”重新上马。
“生得伟大、长得艰辛、勤奋终身”，是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对老同事彭士禄的评价。
“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一年后，父亲彭湃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年仅33岁。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也成了敌人在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上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进过监狱、当过小乞丐，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被祖母认领出狱，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彭士禄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他在自传中说，“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
回忆起共事的过往时光，杨朝勇频繁提起彭士禄“无私无畏、豪爽坦荡”，他总是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党组织和老百姓把我养大。”

在巨大的成就和荣誉面前，彭士禄从不计较得失，更从不提出个人要求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万钢说，彭士禄身上所折射的不仅仅是辍耕不息、大公无私的性格，更多是一种信仰，一种从其父亲彭湃身上继承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铸就了他的坚定意志。反应堆建设是个科学问题，不是谁有多大胆谁就能干。彭士禄的胆大心细和坚强的意志支持，成就了核动力的伟大事业。”
3月30日，渤海湾。彭士禄夫妇的骨灰一同撒向大海。在这里，他继续守望中国核潜艇事业，也将激励后来者尽心铸牢共和国和平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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